金元四大家對
中醫體質辨識養生理論與實踐的突破，與其獨立的學術觀點一脈相承。
劉完索論養生注里氣，其《原道論》強調氣是生命活動中最根本的物質，指出“氣耗形病，神依氣立，氣合神存”，當常以調息、導引等作為養生法，旨在調氣、定氣、守氣、交氣，以潲溉五臟、調和陰陽。張子和雖以攻邪見著，其實他亦善補，提出“養生當論食補，治病當論藥攻”的觀點，對病后的恢復尤重胃氣為本，而運用攻藥之后也多采用粥食調養宵氣，助肖氣恢復以祛除余邪，其《僑門事親》載食療方10余首，還有用水米及海產品療病之記載。李杲論養生重“脾肖將理法”，首先應調飲食、適寒溫，食物之寒溫適中可保持脾胃氣機升降之常，飲食安于淡薄則不會傷及脾宵，不宜過食酸咸苦辛之物，以免損傷脾宵之氣。朱芘亨論養生重護養陰氣，力俏節制色欲、私欲與食欲，在《格致余論》中首創“飲食箴”“色欲箴"，節色欲以保陰糧不妄泄而栝充神旺；節私欲要正心、收心、養心使心靜而梢氣內守；節食欲則防過食辛溫燥熱之品以免耗傷陰精。還提倡晚婚，重視老年人脾肖虛弱與陰虛火吐之特點。
宋元時期，頗多文人學士也對養生悄有獨鐘，如蘇軾著有《東坡養生集》、《自誡詩》，陸游著有《銘座》、《養牛詩》等。
宋金元眾多的著名醫家與養生家，善于總結新經驗、勇于提出新見解，產生了不同的醫學流派，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、各抒己見的學術爭嗚風氣，體現了以醫學促養生學、以養生學補充醫學的特色，使中醫養生學于理論與實踐皆有重大的創新與突破。
